留恋校园百年的始作俑者
五十年前的今天，1972年7月9日，太外公逝世于南昌，享年93岁。
太外公去世后，外公从武汉到南昌奔丧。之后到清江县三桥公社（现樟树市刘公庙乡），当时我父母带我和弟弟下放的地方。
太外公留下了三个家传：教书、北大、诚信。
太外公的后代至少13人做过老师（其中大部分以教书为职业），约9位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（六位本科生、两位研究生、一位教授）。家庭成员同时任大学老师的高峰人数：10。
从北大保留的太外公的记录，知道了其曾祖、祖父和父亲的姓名（周春荣-周心传-周鸿元）。
周鸿元于光绪己丑（1889年）“恩科”中举。教书的传统如果由他起始，迄今133年。他的两个儿子周蔚生、周蔚绶上了京师大学堂、北大。
周蔚生（字君迈、性初，1879-1972）。1897年中举，1904年至1909年他在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。京师大学堂招过两届师范生，他是1904年入学。与他同年入京师大学堂的有后来成为生物学家的秉志（1886-1965），后者于1903年中举、1904年入京师大学堂预科，他们都出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京师大学堂同仁酬唱初稿第二辑》中。按周蔚生入学不久前的“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”，作为第三类师范生，他修的课挺现代化：主修数理化，他自选加习英文。预计是1908年毕业，但他们那届师范生皆1909年（宣统元年）毕业。设立大学堂的目的之一是打破科举，预备毕业给予进士，但1906年废除了科举、也无所谓兑现进士。他们那届共203名师范科毕业生，平均成绩前23位为最优等毕业生，接下来的77位为优等毕业生，后103位为中等毕业生。全班第一名是平均分为八十六分五厘二毫的一位广东学生，太外公以七十三分五厘五毫列为优等（是203人的第84）。北大记录了周蔚生那年的毕业典礼，与现在不同的是毕业生对教育部官员、校领导、老师分别行不同的礼（从跪、叩头到作揖，类型和次数不同），维持到今天的是教员、学生致词。
家里有三个有关周蔚生中举人的传说。一个传说是他与父亲同年中举，现在看来是误传，他父亲中举的时候他只有10岁。第二个传说传他是18岁中举，家里很多人曾表示怀疑，认为太年轻。有位江西的作者撰文说他是18岁成为秀才、21岁中举，家里很多人认为这样比较合理，我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稿也是接受这一说法。但京师大学堂明确记载不仅他确实是举人、因为举人而入学，而且是“丁酉年”，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他18岁时中举。我母亲听长辈说“清朝中举后，要举行第二次婚礼，妻子要凤冠霞帔”。京师大学堂记录周蔚生中举后被任命为广西知县，家里第三个传说是他中举后有三个选择（留日、去广西任知县、到京师大学堂上学），其父认为年轻轻应该到京师大学堂。在京师大学堂期间，享受江西的官费，衣食无忧。不过，这种传说与他1897年中举、1904年入学京师大学堂有一定的矛盾，但如果是1901年中举，也不能接上1904年。而1904入学有北大档案馆的记录。1909年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，他回江西。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赣州任中学校长，颇为当地传颂，特别对于他的公正、清廉在他去世三十年后还有人撰文。他任校长的中学迄今还有一幢楼以他的字命名。
太外公对校长、老师、学生的期望：
太外公于1946年为中学毕业生的题词，最近回家。
他被后世所尊重：
他去世前几年我还小的时候可能见过两次，还记得第二次见面地点、当时他声音很小的情形。
周蔚綬（字晓凡）于1910年（哥哥周蔚生毕业一年后）入京师大学堂预科，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，1913年他预科毕业后入北大本科，读法科（1913-1917），此后成为北大第一批研究生（法科研究所，比较法专业）。1918年他应该在北大念研究生，但毕业年代不清楚。如果他读一年研究生，那么连续在北大待了八年（1910-1918），如果他读研究生两年，那么他就待了九年（1910至1919）。周蔚绶的本科成绩单很有趣，他学了国际法、国际私法、英商法、英刑诉。推测那时北大老师或许是留学归来，缺乏中国法学教材或法律实践基础，也许还有希望推动引进，比较多地用国外法作为教学材料。他还学了破产法，而民国的破产法在1935年才有，新中国的破产法到2007年才有。所以他学的很多科目超前太多，在当时“无法无天”的中国无用，在江西就更无用，除非讲笑话可以作为用处。周蔚绶还是北大第一批研究生，去年正好一百周年纪念。北大第一批研究生可能是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研究生，此前有几个教会大学有过研究生。周蔚绶那时是没有学位的研究生（当时称为大学院生），按教育部1917年9月27日的修正大学令规定了预科三年、本科四年但大学院生除了要求是本科毕业之外无年限规定、也无学位，中国发学位的研究生从1935年算起。
传说太外公或他弟弟曾被张勋聘为其家庭教师。拥戴溥仪复辟的张勋是江西奉新人。但是这一传说有可能有误，因为还有一个传说是张勋资助每一位奉新到北京的大学生。
太外公生了比较多的女儿，而只有两个儿子。外公周绪暄毕业于上海的同济大学。上学可能得到了家庭富裕的外祖母的帮助。外公外婆是当时典型的结合模式之一。外婆的嫁妆供养了一大家很多年。外公不仅从其父亲遗传读书很好，而且从其母亲遗传长相。推测两个舅舅的心血管疾病是从太外祖母那里遗传下来的。
外公较长时间任教于武汉的华中工学院。外公外婆有8个子女，其中一个女儿几岁的时候不幸摔下楼梯后身亡，其余7位在不同时期、不同长短做过老师。三个女儿的丈夫都是老师。10人分别教过物理、化学、工程、药学、农学、医学等。
1940年代末外公外婆及子女
大舅周卓轮于1950年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医学院成为北京医学院，1954年大舅毕业于北京医学院。北京医学院于2000年再度合并入北大，故大舅的记录现存于北大医学部。大舅长期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工作。
二舅与大舅不同，强于理工科，1951年考上北方交通大学。1952年理论上考上了清华大学，但被同学揭发，那时不允许转学，所以仍然毕业于北方交大。留校几年后，对社会没有兴趣的二舅被发动后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以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是很好区别”为第一罪状获得了朱镕基总理当年也共享的称号，但没有朱总理那样的上级保护，下放铁道、农场、外地铁路局几十年。喜欢文科、相对有很多观点的大舅无事，而小学听父亲闲谈就对相对论感兴趣、对社会一辈子没有兴趣、沉默寡言的二舅获得称号和待遇，令很多人长期不解。但二舅又基本从来不说北方交大的情况，所以难以揣测，至少我十几岁问他的时候问不出来。1970年代中期以后，二舅在华东交通大学工作。
（二舅与外公下围棋）
三舅周卓轫是我家的智力高峰。他小我母亲两岁，但5岁就随姐姐同班上学。1953年以江西高考第一入北京大学，在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学习。
三舅的成绩单创记录：在北大五年的正规学业课程考试全部为“优”。1958年毕业，不巧碰到北大物理系创造打学生“右派”比例全国最高的记录。三舅虽不是“右派”，但被殃及池鱼，影响毕业分配。
太外公的外孙宁大文于1959年入学北大，入学时为“原子能系”、1961年改称“技术物理系”，1965年毕业。
也就是说，太外公80岁时，他看到三位孙辈到过他的母校，其中两位的专业是他也曾感兴趣的物理。
从太外公的父亲开始到我这一代至少连续五代从事过教师职业，有大学教育到我下一代也有五代。母亲七兄妹全部有大学教育，从1950级北京大学药学系，到1977级武汉大学化学系。三舅当时的情形可以注解“书香门第”：爷爷京师大学堂、父亲大学教授、兄弟姐妹大学生，自己是北大重要学科的高材生。
以前以为我父亲是家族第一个研究生，看来也是我母亲家早就有了，研究生到我的女儿是4代。留学是我父亲创的记录，而我获博士学位是中国开始很多博士的时代，不过在家庭传承走了半步，这半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从上母亲任教学校的附属幼儿班开始，我自己一辈子不曾出校门，进入老年后的现在还待在校园，有足够的借口。
如果从太外公入京师大学堂的1904年算起，我家滞留大学校园118年。
继续算下去（keep counting）......
（本文于2018年为北京大学120周年纪念文集而作，2019年有补充，2021、2022年有修改。特别致谢北大档案馆马建钧老师）
注1：京师大学堂是北大前身，但其师范科也被认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，现在北大和北师大都留有京师大学堂师范部分的记录。
注2：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（1904年1月13日）的“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”规定第三类学科以算学、物理学、化学为主，有十二门必修课（人伦道德、经学大义、中国文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算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英语、图画、手工、体操），选修两门（德语、生物学）。太外公的同学秉志后来留学国外，回国后成为生物学奠基人。
释 诚
周蔚生（性初）
民国三十年十二月《狂涛月刊（第三、四期合刊）》 第1-2页
印刷：南昌印记印刷厂
本校校训自民国十六年改组时，经校务会议，决定诚字，编入校歌，而以择善固执为致诚工夫，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目，为学者进修之途径，此其为说，本于中庸，南宋时朱子讲学鹿洞尝取为教规，今虽时代迁移，而诚之一字，以及择善固执之工夫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条目，固不因时代而稍失其效用也。
今为解释诚字之意义，节引中庸所言如下：
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，诚之者，人之道也，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从容中道，圣人也，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，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，有勿学，学之勿能勿措也，有勿问，问之勿知勿措也，有勿思，思之勿得勿措也，有勿辨，辨之勿明勿措也，有勿行，行之勿笃勿措也，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”。
何谓天道？自然是也。何谓人道？勉强是也。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，为其自然也，圣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动合自然，故惟圣人可以配天，自圣人以下，其知未能不思而得，其行未能不勉而中，因之而必须择善，因之而必须固执，择善云者，知之真，而不为疑似所惑之谓，固执云者，守之固，而不为物感所移之谓，如是然后可明善，然后可诚身，此乃尽力修为，由勉强以进自然，尽人道以合天道者。
何以能择善固执？则其间须有一段切实功夫，而其条目有五：
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
天下之事理无穷，非学不知，而学必博，然后闻见无遗，故择善之要目，第一在能博学之。
学之中有未知者，非问不详，而问必审，然后是非不惑，故择善之要目，第二在能审问之。
即所问之已明者，非思索不能亲切，而思必慎，然后切实不浮，故择善之要目，第三在能慎思之。
即思之已得者，非辨别不能穷微，而辨必明，然后精粗无间，故择善之要目，第四在能明辨之。
择善至此，既极其精矣，由是体诸日用之间，由内达外，举凡学问思辨之所得，一一皆求践其实，而不徒为虚见，故择善之最终要目，则在笃行之，亦即所言固执之意。
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，五条目之疏解，大略如此，中庸更进而示学者以致力之方法，谓学者苟依次条目，实用其功，首先须自己打定主意，遇事勿学则已，学则一理未能体备不止，勿问则已，问则一事未能理会不止，勿思则已，思则一节未能贯通不止，勿辨则已，辨则一端未能剖晰不止，及其验诸当身，勿行则已，行则一事未能践履笃实，底于有成不止，他人以一而能，自己宁加百倍之功，他人以十而能，自己宁加千倍之功，果能如此不息不懈，愚昧者自将贯通而日进于明，柔弱者自将刚毅而日进于强，故为学须先立志。
中庸此节所言，原极明显，无俟烦言可解，惟书中言诚字之本义，但以天道二字状之，似觉近于笼统，每使读者忽略过去，不知究作如何解释，其实吾人平常释诚字为诚一，或诚实，或诚恳等等，均粗疏而不无缺漏，远不如以天道二字状之，既具体而复周遍，今为比照如下:
天道健行不息，不息之谓诚。
天道终始不贰，不贰之谓诚。
天道覆遍无私，无私之谓诚。
天道真实无妄，无妄之谓诚。
天道之内涵，自然不止此数义。即诚之内涵，亦不止此数义，但即此数义，固已能见天道之精微，能识诚字之奥蕴，吾人苟不息不贰，以之治学，何学不成；以之治事，何事不举；苟无私无妄，以之处人，何人不服，以之处天下国家，何人不被其化；中庸有一节言诚字之效验最好，录之以作本文结论：
“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，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与天地参矣。”